逃离柬埔寨电诈园区半年有余，回忆起自己的遭遇，老齐（化名）依然心有余悸。 2022年8月，他被一个相识半年的朋友以介绍工作为由，卖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金港园区，随后又遭“转手”，卖入同样位于西港的金财5园区。在这两个园区内，老齐被动接触了“杀猪盘”、冒充公检法诈骗等不同的诈骗套路，并结识了一批从各地被诱骗至柬埔寨的“同事”们。 据老齐回忆，在这些电诈园区内，诈骗分子“一线”“二线”“三线”分工明确，分别负责“钓鱼”、稳住受害人并套取信息，以及利用套取到的信息进行转账。除了这三个直接参与诈骗的环节，电诈集团在柬埔寨当地设有管理团队，在国内还有合作的伪基站“地勤”，“任何诈骗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它都是一个套路，一环接一环。” 老齐是幸运的，2022年9月9日，通过柬埔寨救援专线，他被成功解救。如今，早已更换了工作和住址的他，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面对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他慢慢揭开那段堪称黑暗的记忆，希望借此警示更多年轻人——不要轻信他人，更不要被灰产、黑产编织的暴富谎言诱骗。 “介绍工作的朋友”，手铐和电诈园，被卖进电诈园区之前，老齐一直以为，电诈、人口贩卖，都离自己的世界很遥远。 2019年7月9日，他通过正常渠道自深圳出发入境柬埔寨，在朋友建议下，到金边市隆边区开了一间小超市。 抱着出国“淘金”念头的老齐，很快发现了自己跟当地人的区别——同样是开超市，当地人早上八点开业，下午五六点就关门休息；他却巴不得一天24小时都守在店里，“你要说让我送货，50公里我骑摩托车都给你送。” 开店的日子，“三教九流”接触了不少。老齐给电诈园区送过货，偶尔也有园区的人到他的超市换钱。彼此操着同一种语言，似乎成为这些身处异乡的人之间天然的“黏合剂”。 老齐原本以为，在柬埔寨的日子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过去，但是随着彼时当地疫情愈发严重，客户有的回国、有的离开金边，2021年12月，感到生意难以为继的老齐关掉了小超市。祸不单行，2022年2月，老齐在骑摩托车时将右脚脚掌摔至骨折，被迫卧床休养了五个多月。伤势好转以后，老齐萌发了找事做的念头，开始四处托关系打听工作机会。 “机会”很快送上门来。2022年8月，相识半年多的阿伟（化名）主动找到老齐，称有个朋友在西哈努克港开餐厅，要找人帮忙。 虽然不清楚阿伟在国内的身份，甚至不知道其真实姓名，但老齐并没有太多的防备之心。在他看来，两人一来认识了半年多，平常经常来往；二来彼此之间也没有利害关系。“反正我认识他，去一趟，看一下也无所谓。” 然而，这趟看似平常的“求职路”，却埋藏着让他始料未及的危险。 出发前，老齐特意询问阿伟要不要带上护照——在柬埔寨，外国务工者要找正规工作，一般都需要出示护照以及相关的合法入境手续。阿伟告诉老齐“最好都带上”，这让他进一步放松警惕，收拾好东西就坐上了阿伟安排的车。 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汽车行驶了5个小时。深夜11点左右，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一个电诈园区。一下车，老齐就意识到了情况不妙，“园区的造型跟普通地方差距很明显，进去之后要登记”。但出于侥幸心理，也不想贸然撕破脸，他强压着紧张和恐惧，没有在阿伟面前表现出不妥。 简单地吃过一顿饭，阿伟把老齐安排进一间宿舍里休息，便自称有事离去。第二天，阿伟向老齐摊牌了——这是个做欧美“杀猪盘”的电诈公司。老齐坦言自己做不了诈骗，阿伟劝他“不着急，来都来了，先去试一下”。这是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自此，老齐再也没有见过阿伟。 等房间的门再次打开，走进来的是四五个陌生人，他们给老齐戴上手铐，说阿伟把他卖了。老齐提出花钱赎身，遭到对方拒绝。“对方说你给钱给到下一家，意思就是说他会把我卖到下一家，他把他该得的钱收到手，让我有事去找下一家说。” 电诈团伙分工协作系统化布“套”买走老齐的园区也在西哈努克港。和之前做欧美“杀猪盘”的公司不同，这个位于金财5园区的电诈公司，“主营业务”是冒充公检法诈骗。 它占据了金财5园区内一栋大楼的8楼，老齐等新来的“打工者”，被严格限制只能在这一层活动。连带主管，规模约30人左右，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不同组别，对应于被称为“下饵”“网鱼”“杀鱼”的各环节。 以冒充公检法诈骗为例，“一线”打电话联系受害者，谎称自己是公检法人员，以“有一个协查公文需要签收”等话术下饵，要求受害者前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进行处理。诈骗分子们掌握着各地公检法机关详细地址信息，一旦对方提出质疑询问，都可以第一时间给出准确答案。 通过“上门执法”等说辞攻破受害者心防后，诈骗分子会编造一张银行卡，说该卡被用于非法洗钱等犯罪行为，并谎称主犯已经逃窜，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了受害者的银行卡参与其中，需要受害者配合调查。 老齐直言，“一线”是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于让受害者恐惧，又不敢真的去公检法部门进行处理咨询。“受害者一去派出所，这个事情就穿帮了”，为此，诈骗分子会不断夸大“案件”的严重性，同时设置一些困难，譬如办案时间较长，需要协助调查几个月等等，让受害者同意所谓“电话办案”“线上办案”，至此，诈骗团伙的“一线”工作基本完成。 经“一线”筛选后的受害者会被转到“二线”。通过伪造视频、配音的方式，这些诈骗分子与受害人进行短暂的视频通话，捏造虚假的公检法办公景象，随后借故挂断视频，转为语音通话。在“二线”，关键在于诱骗受害者下载具有录屏功能的第三方软件，这些软件能实时记录受害者的银行账户、密码及验证码等信息。 “二线”诱导受害者检查银行卡，并将资金转入其中某一账户；“三线”的“后台”人员则实时行动，伺机将受害人的银行账户洗劫一空。 除了身处园区、直接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电诈集团还有后勤保障、管理，以及在国内的“地勤”。这些游荡在各地的“地勤”，主要负责携带伪基站，出没于大街小巷，让境外的诈骗分子可以精准对某一区域进行“狂轰滥炸”。 老齐被转手卖去的电诈公司，主要的诈骗范围在河北的保定、石家庄、邢台、张家口以及秦皇岛等地。排班的管理者每天都会分时段下达指令，“早上8:00上班打哪个地方，12:00打哪个地方……”拨打电话由一套系统自动完成，电诈园区里的“打工者”则只需要接听电话，按照话术表演，每天每人大概要接打约400个电话。 颇为荒诞的是，这些电诈公司除了“包吃住”，还会发放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供“打工者”们在园区内消费。每个电诈园区都形成了一套闭环的商业生态，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就医、娱乐，一应俱全。 电诈公司们画出了一张前途光明的“饼”，称只要好好“工作”，把他们买人的成本赚回来，就给“打工者”们自由，可老齐并不信这套说辞——等钱赚得差不多，这些公司大可以把人转手一卖，真的要获得自由，只能想办法脱离这个系统。 求救！在“荷枪实弹”中向警方觅得生机 电诈园区内没有自由。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老齐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相比身边的“同事”们，老齐的遭遇称得上“幸运”：金港园区没待几天就被转卖了，金财5园区更是遇到了熟人，免去不少皮肉之苦。老齐还记得，自己刚到金财5园区的时候，园区里几个曾到他超市换过钱的小弟认出了他，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齐哥你怎么过来这了？” 彼时，老齐想过找关系，托这些熟人说情，出钱把自己赎出去，对方也给了一个“成本价”——23000美元，称只要交了钱就放他走。但左思右想以后，老齐放弃了，“就算我把钱给了他们，可我人还在人家的地盘上，万一他们不放，再拿台车把我拉走卖到其他地方去，这23000美元是不是又‘飘’了？” 眼前的路，似乎只有自救一途。 但自救并不容易。园区物业的“安保”都荷枪实弹，经验告诉老齐，一旦出逃败露，轻则皮肉之苦，重则性命难保。这也是老齐虽然“消极怠工”、不愿配合诈骗工作，但始终努力和园区里的管理者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他的命，从踏进园区那一刻起，就被捏在对方手里。 老齐偷偷咨询了国内的朋友，能否通过在国内报案的方式进行求助，那位朋友却告诉他“报案只能由家属出面”。老齐犹豫了。他不敢把自己的境况告诉父母，他们都七十多岁了，还要顾着老齐在家上高中的儿子，老齐不希望他们为自己担心。 转过头，老齐尝试向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求助。很快，大使馆便通过邮件作出了回应，让老齐拨打西哈努克省警察局求助电话——2022年8月，柬埔寨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苏庆会见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维迪·蒙丹蓬时表示，他将亲自领导制定反人口贩卖专项行动，并动用各方人员进而实施打击。随后，柬埔寨方面公布了救援专线电话，处理相关求助。 经过反复权衡，老齐拨打了上述救援专线，并与柬埔寨警方顺利取得联系。他向对方提供了自己和室友阿乐（化名）的相关情况，并将园区位置、公司地形图等材料一并提交给大使馆、柬埔寨西哈努克省警察局。2022年9月9日，柬埔寨警方前往金财5园区进行营救，老齐和阿乐成功离开，并于次日在西哈努克省警察局、移民局工作人员护送下前往金边。 滞留金边警察局13天后，在柬埔寨当地朋友的担保下，老齐终于结束了所有手续和流程，顺利回到自己位于金边的住所。此后不久，他在新闻里看到，柬埔寨警方对西哈努克港展开了一轮大清查，自己曾被卖入的金港园区、金财5园区，都因涉及非法网络赌博、贩卖人口和卖淫等犯罪行为遭到打击。 短暂休整过后，老齐更换了住址，重新找了一份工作，打算远离自己在柬埔寨过去的交际圈。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阿伟卖出去的“朋友”，而阿伟已经人间蒸发，不知所踪。 不要轻信他人，更不要被暴富谎言蒙蔽 如今的老齐，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合法工作，拉黑了过去开超市时结识的所有可能和灰产有瓜葛的“朋友”。他打算在柬埔寨再奋斗几年，至少把儿子的大学学费赚出来。 确定自己真的安全以后，老齐才把那段可怕的遭遇告知了父母。后来父亲说，那段时间老齐突然不跟家里联系，他已经猜到儿子出了事，但也没敢细问。除了报平安，老齐还把自己掌握的一些关于阿伟的情况提供给了老家的派出所，希望可以抓到这个拐卖自己的罪魁祸首。 老齐坦言，继续留在柬埔寨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他的学历并不高，也没有光鲜的工作履历，44岁“高龄”，回国以后再就业是个问题，“我之前开超市虽然有一点积蓄，但后面投资又失败了，所以也不甘心回去。” 像他一样选择去柬埔寨“找机会”却掉入陷阱的人，并不在少数。此前一起被解救出的阿乐，曾跟老齐说起过，他本来在柬埔寨做正经生意，被电信诈骗园区的人绑架以后才沦落进去，这也是他反抗得特别激烈的原因——老齐回忆，当时阿乐的手臂、腿部、胸口，到处都是被殴打的痕迹。离开柬埔寨返回老家以后，阿乐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和老齐仍保持着联系。 当然，在电诈园区里，也并非没有那种“有家不能回”的人。老齐还记得，自己在金财5园区的“同事”中，有一个自称被转卖过6次的“东北佬”，即使在电诈园区内遭受殴打、囚禁，依然没有过离开的念头，因为他无处可去，“他自己跟我讲的，他在国内犯过案”。老齐只知道“东北佬”50多岁了，离开园区的时候，两人没有互留联系方式，老齐也不知道园区被查封后对方的下落。 让老齐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19岁的“小孩”，虽然“工作”做得很差，天天被管理人员骂，但每天都乐呵呵的。“小孩”告诉老齐，自己从老家被骗到柬埔寨七星海，随后一路转卖，辗转流落到西哈努克港。决定逃跑前，老齐曾试探着问过“小孩”想不想走，没想到对方直接回绝了，只称“不想回去”。老齐感慨颇多，对方和自己儿子年龄差不多，身陷危险却不自知，但彼时的老齐自顾不暇，实在没有更多的能力拉他一把。 回望这趟惊魂之旅，老齐坦言，自己之前没把新闻里那些反诈宣传看进心里，抱着一定的侥幸心理。他说，希望能用自己的经历警示国内的年轻人，不要轻信他人，更不要被灰产、黑产编织的暴富谎言诱骗，一旦走进这些远在国境线之外的电诈园区，生死安危都不再由得自己。